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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阅读 > 大明元辅 > 第124章 道统之争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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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;   经世实学”怎么就和陆王心学严重对立,甚至于还让高务实认为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了呢?

    因为陆王心学其实也是实学出身,至少在其早期,它也是实学这个大体系下的一部分,即所谓的“道德实学”。

    或许有人会奇怪,陆王心学走到今天,不是早已经开始虚无主义了吗?怎么它居然还是一种实学?

    而且,既然它也是实学的分支,高务实又为何反而觉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了呢?

    这些问题还真是有些源远流长,不是一句话能总结清楚的。

    在中国学术史上,“心学”是指宋明理学中主张以人的心性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学术流派。

    心学发端于儒学内部“思孟”一系的对人主观能动精神的弘扬,如孟子所说: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,求仁莫近焉。”

    万物皆因人而存在,只要是能够自返本心,依推己及人的“恕道”而行,就是一个道德上的“仁人”。

    孟子又说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”通过自返本心,就可以了解人性,通过洞识人性,又可以获得天理。

    当然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,儒学所言之天理,主要就道德修养的终极依据而言,而并非西洋哲学视野中与人的主观世界相对峙的客观规律。

    陆王心学的“陆”即陆九渊,他继承了孟子内向型的治学思路,他指出:“是诚之者人之道也,由大化而化则为圣,而入于不可知之之神,是诚者天之道也。此乃孟子之实学,可渐进而训至者。”

    他认为孟子尽心、知性、知天的求知理路,完全是为了突出儒家“忠恕之道”的道德修养“实学”。

    所以他也学着孟子的口吻说: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,“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”,“学苟知本,《六经》皆我注脚。”其目的,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学者只知在书本上钻研,在名物上考索,却不知在自家修养上下功夫。

    他又说:“古人以义制事,以礼制心,亦用制字,其言多少特达,全无议论辞说蹊迳,盖古人皆实学,后人未免有辞说之累。”

    陆九渊的心学,是为了反对当时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,将儒家经典当成进身之阶,而全不落实于道德修养之实,从而导致社会风气腐化的不良学风。

    同时,陆九渊的心学,也有反对佛、老虚玄之风的倾向,在反对佛老出世主义的虚玄倾向上,心学、理学、气学是完全一致的。

    陆九渊指出:“仁即此心也,此理也,求则得之,得此理也……古人自得之,故有其实。言理则是实理,言事则是实事,德则实德,行则实行。”

    儒家之理与佛老之理相比,是儒家不追求什么彼岸,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**常上。对此陆九渊便说:“吾儒之道,乃天下之常道,岂是别有妙道?谓之常典,谓之彝伦,盖天下所共有,斯民之所日用。”

    “别有妙道”即指佛老之道,尽管佛老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具有“阴翊王化”的作用,但是毕竟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。

    陆九渊说:“此理(儒家文化)乃宇宙所固有,岂可言无?若以为无,则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矣。”这是从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立场出发。

    陆九渊强调人们不仅要明“实理”,而且还要重视“实行”。他说:“宇宙间自有实理,所贵乎学者,为能明此理耳。此理苟明,则自有实行,有实学。”

    学习的目的,一定要落实到道德践履上,否则就是欺世盗名的“虚学”,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,学者应当“明实理,做实事”,“一意实学,不事空言。”

    因此朱熹也曾经赞扬陆九渊的治学精神,说:“子静之门,躬行皆有可观。”

    可见陆九渊时期的心学,是一种典型的“道德实学”,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来,由于佛教、道教的大发展造成的士大夫阶层过分关注彼岸世界,轻忽现实伦常的“虚玄”倾向。也是为了纠正士人只关注儒家圣贤的经籍,忽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劣习。

    说了陆,自然要说王。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家,与张载、二程、朱熹、陆九渊等创立学说的思想家一样,他们提出一家之言,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,并且因为有一定的实效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。如果是主观主义、脱离实际的学说,早已被历史发展的大潮淹没了。

    不过,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不同,故他们所反对、所提倡的学说性质也不尽相同。

    王阳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:朱熹的理学已经被钦定为官方哲学,是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,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,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,每一个学者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剧: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官方接受,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,从而产生实际的影响;而他的学说一旦被官方接受,则立即凝固、僵化、丧失面对不断发展的生活现实,以及不断调整、改造、发展的生命力。

    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特性,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的性质的内在矛盾决定,朱熹的理学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多数学子一样,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,“遍求考亭遗书读之。”但是,循着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思路,王阳明在“竹子”上并没有格出天理,从此他转向陆九渊的心学。

    他说:“乃知天下之物,本无可格者。其格物之功,只在身心上做。”

    王阳明继承了孟子“万物皆备于我”,陆九渊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的心学传统,将人的主体意识与万物联系起来,认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观事物,而是格人心中的万物影像。

    所以他又说:“身之主宰便是心,心之所发便是意,意之本体便是知,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,即事亲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事君,即事君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仁民爱物,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。意在于视听言动,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,无心外之物。”

    由此,王阳明得出了“心外无物”,“心外无理”的结论。

    关于王阳明与朱熹学理上的关系,后世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甚多,此处不多赘述。总之,王阳明走上反对程朱理学的道路,除了学理上的原因,更多的还有现实考虑,就是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、科举教材以后,日益走上了凝固、僵化之路。

    他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:“从册子上钻研,名物上考索,形迹上比拟。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,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”

    当时许多士人将程朱理学当成升官、发财的敲门砖,而忽视了程朱理学道德修养的意义,所以完全违背了程朱理学纠正人心,改良社会的初衷,反而导致理学出现严重的“虚伪化”。而王阳明弘扬“知行合一”的心学旗帜,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经世致用传统。

    从内圣的角度讲,他的“吾心”、“良知”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“实理”。他说: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,实理流行也。”

    他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则称为“实理”,而对“吾心”格致的过程,就是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过程。他说:“遗物理而求吾心,吾心又何物也?”

    所以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,心中之理,也是万物之理,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。他又说:“诚是实理,只是一个良知,实理之妙用,流行就是神。”因此他认为,格致心中良知,就可以获得宇宙万物的实理,除此之外,并无其他获得实理之途。

    在获得了“实理”以后,王阳明主张还要将其推致于日用常行之间。他曾激烈反对佛老那种脱离修齐治平路线的修养路径。

    他说:“佛怕父子累,却逃了父子;怕君臣累,却逃了君臣;怕夫妇累,却逃了夫妇。都是为个君臣、父子、夫妇著了相,便须逃避。如吾儒有个父子,还他以仁;有个君臣,还他以义;有个夫妇,还他以别。何曾著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?”

    佛教将现实世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责任和义务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赘,要“不著相”,其实就是要逃避。而心学坚持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,强调一切学问都必须服务于宗法家国的大事业。

    他努力划清心学与佛学的界限,说:“是故良知皆实理,致知皆实学,固非堕于空灵,一与事物无干涉,如禅家者流也。”凡是宣扬脱离伦常、事功而进行的道德修养,都不是儒家的“圣学”。

    曾有一官员对王阳明说:“此学甚好,只是簿书讼狱繁难,不得为学。”

    王阳明回答他说:“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?尔既有官司之事,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,才是真格物。……簿书讼狱之闲,无非实学。若离了事物为学,却是著空。”

    王阳明历来反对脱离现实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事务来讲学术,认为真正的心学、实学一定要能够应用于“簿书讼狱”之类的政治实践中。

    所以他又下了一个定论:“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,虽钱谷兵甲,搬柴运水,何往而非实学?何事而非天理?”

    在他看来,道德修养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欲,回归社会的公德,并非要人们躲避社会的事务。如果只能在没有钱财之处可以不贪、不盗,那么道德修养还有什么意义?

    故王阳明提倡的“致良知”,一定是在“钱谷兵甲”之中。所以他的心学本身并不空虚,“何往而非实学?”

    不仅学说如此,王阳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于世,恐怕也是一些“唯物主义”思想家所不及的。所以说,王阳明也是一位“道德实学”的倡导者、实践者。甚至可以说,与陆九渊相比,他的“事功”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,心学本来也是实学一派,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

    然而正如理学本是实学,却逐渐走向虚妄一样,陆王心学从实学走向虚妄也照例发生了,甚至这个变化的过程比理学更短——在王阳明的弟子辈就开始跑偏了。

    比如王学一脉最为著名的泰州学派(注:我依稀记得很早前有读者让我说一下泰州学派?)就是跑偏的典型。而且最厉害的是,这个泰州学派的“一哥”王艮,在王阳明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跑偏了,而且还根本拉不回来,差点把王阳明气死。

    此公三十八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,下拜执弟子礼。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,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“艮”字。

    但是没什么用,王艮不仅经常与其师王阳明争论,“时时不满师说”,坚持自己的观点,于是自创“淮南格物说”。

    他主张:“即事是学,即事是道。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,则亦失其本非学也。”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,以“安身立本”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——后来演变成了极度自私的“心学末流”。

    此人有一次坐“招摇车”招摇过市,遭王阳明指责。嘉靖二年,又北上入京,沿途讲学,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。但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,欲设法召他回来“痛加制裁”,可惜已是鞭长莫及,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——高务实认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。

    嘉靖五年,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,主讲于安定书院,宣传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的观点,求学者纷至沓来,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。

    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,“入山林求会隐逸,过市井启发愚蒙,沿途聚讲,直抵京师”,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、颜钧、王栋、王襞、罗汝芳、何心隐等人,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,一般认为罗汝芳为其集大成者。

    不过,这一派心学传至如今,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,比如著名的“异端思想家”李贽,就是他的几代徒孙。

    李贽的很多观点并非不好,比如男女平等之类,是有进步意义的。但正如高务实在穿越十几年后,已经不再考虑和身边的家丁讨论“人格平等”一般,再先进的思想也得符合社会现实,李贽以及泰州学派的很多观点,根本不应该在明朝中后期这种时代流传——过于超前本就是罪,何况他们除了部分的“超前思想”之外,还有很多真正的“异端”。

    比如说“散漫自由主义”和“无政府主义”,这两者都是泰州学派中人流传很广的思想,看起来已经“先进”到开始讨论“自由”这种后世的所谓普世价值了。

    但高务实从来不认可这两种思想。

    无政府主义不多说了,这玩意根本就不该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土壤当中——如此大一个国家,倘若“无政府”了,那简直是人道主义灾难。

    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:重大天灾来临,没有强力的政府,谁来救场?外敌兵临城下,没有强力的政府(军队),谁来救场?

    而散漫自由主义——嗯,米帝感染快两百万啦!

    可想而知,如今的心学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“实学”模样?早已经虚妄得无边无际,虚妄得绝不能让他们染指国家力量了!

    这,就是高务实认为经世实学与陆王心学不得不战的根由!

    往深了说,是为了“继往圣之绝学”,坚持儒家最根源的“务实”;往浅了说,是要在冷热兵器交界这个关键时期,保住大明这个至少相对先进的汉人王朝!

    这不仅是实学的道统之争,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的道统之争!

    如此,何以不战?何敢不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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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:其实这章没把书中这个时期的心学现状说清楚,但是限于篇幅,我又不得不止笔,以免挨骂了。因为后续也不会专门再说这个,感觉有点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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