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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部级的自主权，也仅仅止于本省，或者是本部，超过省的范畴，多省，多部委，甚至是全国联动的，就必须要依靠国家了，这些工程要么是在国家的计划序列之中的，从上而下的分派下来，比如说之前的北水南调的，不但投资巨大的，牵扯的省份很多，几乎牵扯了整个西伯利亚新建的省份，还有整个西部，东北，甚至包括京津地区，可以说，大半个中国都被涉及了。
当然了既然可以从上而下，也可以自下而上，由地方提出要求，直接在大代表会议上面提交的，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西南区域的这一片铁路兴建，因为这里山高路远，又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，中央的铁路计划，最多就是把省会和一些重要的城市联络一下，甚至还有一些地级市，没有通铁路，看到北方密集的铁路网，这些地市的领导人在位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好好的搞铁路，好在中央对于这个是默许的，只要能够联合一定的区域，并且拿到铁路的启动资金，中央是可以牵头并且批复下其余的拨款的小】
【说】
无论是自下而上，还是自上而下，这都是大型计划的执行程序，克拉运河严格上，只是中南省本省的项目，他的全部施工区域，都在中南省内部，可是不但投资巨大，影响力也不是中南省一个省能够承担，他几乎涉及到了全部沿海港口，还有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原料进出通道的，这一点上面，把他提升到了全国高度。
王荣民是一个聪明人，到了省长这个层次，他很清楚，这个计划必须要快，需要很强的行动力，一旦被别人闻到味了，很多东西就被动了，中央没有看到，自上而下肯定不行，自下而上又有些太慢了，最早也要等到明年的全国大代表会议，他等不了这么久了了，那么他的选择就只剩下一个了。
真正的核心高层，甚至是高层之中，有过大中型计划批复经验的人，才会知道，在这两个大型计划的程序之外，还有另外一条路，真正重要的，能够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，把这个提案提交给杨元钊，会比交给大代表会议更加的快捷，更加立竿见影，只要通过就是板上钉钉的。
只要计划在杨元钊那里得到通过，那么几乎是板上钉钉的，杨元钊感兴趣，哪怕在大代表会议上面被否决了，也可以通过他的基金会投入建设的，他觉得对中国有利的，他不计成本的，甚至他的前瞻性，可以影响到大代表会议钞机，当然了，面对着阵痛或者是工业萧条时代，重工业往往是第一个亏损的
在西北拿下中央的控制权之后，就已经开始去工业化的过程了，包括杨元钊在内，各大晋商们，主动放弃了不少的工厂，比如说钢铁厂，特钢厂，武器工厂，大型的棉纺织企业，还有汽车厂，飞机场之类的，这些都转为了国家控股，成为了国家大型国企的一部分，这个去股份的过程有一个赎买的时间，杨元钊也不可能一点钱都不拿，白白交给国家，对他而言，这无所谓，可对于其他人而言，问题可就大了，那些跟着杨元钊参股的那些股东们，他们可没有杨元钊这么大的资本，也没有他这么高的觉悟，他们是要赚钱的，没有一定的利益，恐怕也推行不下去，最终会引发混乱。
就这样，杨元钊定下了大的方向，政府出钱赎买，这样赚钱的生意，不溢价几倍，谁愿意卖啊，只是在杨元钊的带头之下，用了一个合理的价格交给国家，作为主要的控制人和股东的晋商们也都退出来了，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，当然了，杨元钊也做出了交换，带领他们进入到其他的领域，继续在一定程度上面，帮助他们赚钱。
离开重要的行业，进入一些新的行业，这是国家许可的，一些新技术的领域，也离不开杨元钊的指导，虽然他放弃了许多国家级的优势集团，把这些变成了国家支柱企业，交给了国家之后，又创造了许多国家级的集团，这样下来，杨元钊不但没有停止财富累积的速度，反而提出了很多新型的集团，这些都集中于高技术领域，都是比较前沿的，容易失败的项目，又杨元钊来开发，在研究投入，并且成熟之后，再交给国家，这行程了一个良好的循环。
创新和开创性，一向是最难的，后世不少开创性的科学家，提出了某一个理论或者可能性，可是终其一生，都没有把这个可能性变为现实的，更多的是作为了先锋者了，在探寻更新领域的道路上，投入是巨大的，是不是能够创造价值，还要看出来之后，能够独占多少市场，万一后来者后来居上，那么先导者就会彻底赔光，这也是后世一些高新技术领域，价格极高的根本原因，研发成本太高了，作为先行者，他们不但需要在单独的一个方向前进，还需要在不同的方向积累，一个技术实验室，可能只需要1000万美元的维护经费，可是当这个变成10个，100个，1000个的时候，那就不是普通的公司或者是集团能够玩得转的领域了，那是国家的领域。
中国政府跟杨元钊之间，其实是双赢的关系，一方面，作为中国工业的缔造者，一手把中国从泥潭之中拉出来的杨元钊，是有资格享受这个红利的，这样是国家在一切难辨，甚至有很大可能杨元钊能够获利的情况下，依然把这部分交给杨元钊的根本原因，这是杨元钊应得的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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